例如他虽然强调朱陆并尊,但认为朱子不见道,又说阳明格竹失败,标示朱子格物此路不通,昭示来者免枉费心力于此。
王船山继承了传统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观点，并基于性、气、理三者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阐述。与此同时，性亦具有日生日成的特点。
也要俭以养民，通过减轻百姓的负担来赡养民众，节养以息民，返不率以归农，则民志定矣。继善成性，性是成善的表现。在思想文化层面，程朱理学成为官学的同时，失去其发展活力，逐渐演变为文化专制。此外，其对我国现代政治建设也具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和实践价值。近代的仁人志士曾国藩认为：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
分权而治的政治方案从制度层面维护和保障广大民众的合法诉求。面对明朝灭亡的残酷现实，王船山痛定思痛，怀着忧国忧民之心，哀其所败，原其所剧[4]539。若说老子后学依托黄帝立言，从而终于形成黄老一派，似乎更能近得其实。
其所指仅仅是西汉时代流行的道家思想，也就是《论六家要指》中的道德家，取名道法的原因即此派思想以道、法为主，兼包阴阳、儒、墨。三 黄老为道家正统论——从黄老与老、庄关系的角度考察 黄老学虽非老学，但黄老学者奉《老子》为经典，则是于史有徵的。（四十八章）又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⑨]陈鼓应也从托名黄帝的著作内容庞杂无统的角度，认为黄学之称欠妥[⑩]。
参于是避正堂舍盖公焉，其治要用黄老术。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再如《老子韩非列传》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乐臣公学黄帝、老子。从最广义的老学看，如果我们承认《老子》时代较早，可能是春秋末或战国初之作，则后世道家以至道教莫非《老子》后学，无论黄老、庄周、杨朱，还是道教、玄学，统统可称为某时代之老学。然而这些典籍失传已久，其中唯《黄帝铭》尚有《金人铭》、《巾几铭》等约略可考，但黄帝之时尚无文字，遑论箴铭，其为后世依托无疑。
（三章）可以说，圣人之治便是老子一以贯之的主旨。又，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讲稿》实际是把道家、法家分讲而合著为一书，与裘锡圭等人的观点不尽相同，故置不论。但从尊重历史的角度，更好的做法应该是用约定俗成的传统称呼来指称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流派，而不是新造名词，无端地给学术研究制造混乱。[12]这个评价是大致不错的。
在上述承继推演之外，黄老与老子的关系还包括其他一些方面，但本文不拟过于求全责备地搜寻二者关系的细微之处。是否属于黄老思想，显然不能以有无黄帝之言为据，《庄子》便是个很好的例证。
就这些特征而言，黄老与《老子》对于道体及道的规律的描述上，已可见黄老思想已由抽象而渐趋具体，由形上之道转而为形下之道的趋势[15]。编者按：本文是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系参加清华大学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发表于《黄帝思想与先秦诸子百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3月。
本末精粗的道论，独与神明居的澹然自持，常无、太一，谦下、空虚，这一切莫不指向个人的内在修养，接下来引用的老氏知雄守雌之义，也不过是与庄生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类似的义涵。[13]这是很有道理的，只是他没有指明，黄老的有为是在因循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仍然具有无为的特质。相对于老子略嫌消极的自然无为而言，黄老则要积极得多。在特定情况下，道法家概念也有其合理性，出于研究的特殊需要，在有所限定的条件下，这些新名词还是可以用的。虽然儒术的独尊抑制了其他学派的发展，但治《老子》之学者仍史不绝书，特别是东汉中后期，思想开始出现融冰之象，鸿儒如马融就曾注过《老子》（《后汉书·马融传》），据《隋书·经籍志》，又有汉长陵三老毌丘望之《老子注》二卷，可能与《高士传》所载安丘望之《老子章句》不无关系，而敦煌文献之《老子想尔注》要亦汉代之作。其在汉初，或有黄老色彩，西汉中期之后则渐与养生、道教思想相融合。
据汉代史传典籍，不难得出黄老之黄是指黄帝，老指老子，这也为出土文献所证实。虽然两汉注《老子》者可能难与儒家经典比肩，但为数亦已不少。
但是，说黄老一词在汉人看来与道家完全等同，则尚需讨论。当然，就如《史记》中仅黄老一个概念，就用了上述不下十种各异的称呼，古人行文，本不似今天的学者进行学术研究那样严谨，故有时会用某个人的名字代称某一学派，如史公谓庄子诋訿孔子之徒，就是以孔子之徒代指儒家。
故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相反，托名黄帝之书，在《汉志》中广布于道家之外的阴阳、数术、兵家和方技等众多领域，是战国秦汉之际托古著书、高远其所从来的风气所致，故本无所谓黄学。
最后，黄老对老子的继承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们也讲道论，而且发展出气论和理、法之说。但是在汉代人的词汇里，‘黄老与‘道家是同义的。道法一词也是于古有徵的，马王堆帛书《经法》的第一篇就叫《道法》，在其它文献中也有道、法连用的，如《管子·法法》：明王在上，道、法行于国。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
及至汉代，《汉志》则载有《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等四种，已明确尊之为经，西汉末则有严遵之《指归》。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
以致于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前，由于黄帝无传书[②]，书缺有间使得学者在研究黄老之学时不免有盲人摸象之感，甚至有怀疑黄老之黄不是黄帝之说，如夏曾佑于1902年所著《中国历史教科书》黄老之疑义一节以为黄老之黄指黄生[③]，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中则认为黄指黄石公[④]。然而，由于黄、老分指黄帝、老子两人，黄老学顾名思义即黄帝和老子之学，那么，是否黄老学是黄学与老学的简单相加呢？若不然，其实质是黄学？老学？抑或是一种既不可称为黄学、又不可称为老学的新学派？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观点是存在歧异的。
但黄老之学影响范围极广，欲判定一部著作是否为黄老典籍，主要还应看其内容如何，而非是否托名黄帝、老子。裘锡圭不同意将马王堆出土的《经法》等四篇看作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黄帝四经》，而是依据《隋书·经籍志》黄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的说法，以及《汉志》在《黄帝君臣》十篇下的注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认为《黄帝四经》、《黄帝君臣》应该是老子一派道家的著作，与一般道法家不同，故而会有不但老子不是道法家，就是假托黄帝的道家作品也不一定属于道法家的断语。
所以在晚清研讨诸子之学的热潮兴起之前，除了老子一直倍受关注[①]，黄老思想竟至无闻。当然，《管子》、《淮南子》等书在讲述某个道理时会引用黄帝之言，但与引重其他名言并无二致，非如《十大经》那样直接以黄帝君臣为依托的对象。故黄老虽是黄帝与老子的合称，但既不是老学，更非黄学，也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老学在先秦之时，《汉志》固已记载文子、蜎渊、关尹、列御寇等四人为老子弟子，传抄之证据则见于近出之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注解留存者则有《韩非子》之《解老》、《喻老》。
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似乎生命完全是为了治天下而存在，对生命作如是现实功利主义的思考，不论老子还是庄子，都是不曾有过的。五 结论 黄老学派不仅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而且是先秦至汉初道家学派的正统和主流。
四 汉初黄老与道家主流的实际考察——从道法家概念说起 裘锡圭先生意识到西汉时代流行的道家思想，或者说当时的道家思想的主流，不是后人所熟悉的老庄一派的思想（实际上老和庄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是一种以道、法为主，兼包阴阳、儒、墨等家思想的庞杂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黄老与老子讲的都是君人南面之术。
10．《儒林列传》：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荀子·致士》：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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